郭子仪，唐朝中兴名将，历史上对其的评价很高，《旧唐书·郭子仪传》称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这几乎是人臣能得到的最高评价。

郭子仪之所以能在功高震主的情况下还能够善终，大都认为是他那完美的人格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郭子仪对下属十分宽厚，对有功之臣不吝赏赐提拔，还能做到举贤不避仇。早年，郭子仪与李光弼很不对付，坐在一起吃饭都不说话，但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立即上奏朝廷，推荐了能征善战的李光弼。他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军中将士们的一致拥戴。

郭子仪对仇人以德报怨，大历年间，郭子仪家祖坟被挖，这在封建社会可是不得的大事，嫌疑人直指郭子仪的宿敌宦官鱼朝恩。然郭子仪一笑了之，说是自己杀人太多，遭了天谴。随后鱼朝恩请他吃饭，郭子仪毫不担心发生“鸿门宴”的可能，感动的鱼朝恩与他尽释前嫌。

郭子仪对皇帝谨小慎微，从不恃功而骄，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赋闲在家也坦然自若，让皇帝十分放心。

然而，事情真的这么和谐美好吗?封建帝王，一向将至高无上的皇权视为禁脔，一旦有人触犯，便会与之进行最为激烈的斗争。

郭子仪所活跃的肃宗、代宗两朝，皇帝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节度使们挑衅皇权。其实，不论前期的安禄山、史思明，还是后期的割据一方的河朔三镇，其本质与郭子仪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手握重兵的藩镇，只是名字不同。

一个美国史学家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所熟知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问题再次审视过去。有时，我们会印证以前的很多信念;但有时，在不同的视角下却会呈现出新的精彩。

在肃、代两朝那么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关于功高震主的郭子仪为何能善终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以不同的视角加以审视：

其一，兵权

安史之乱开始后，以平叛为目的的军事斗争成为大唐的中心目标，军队便成了当时最为重要的资源。

哥舒翰灵宝二十万大军惨败后，由郭子仪领衔的朔方军之后一直是帝国赖以倚仗的重要军事力量。肃宗北上灵武，投奔的就是郭子仪的朔方军。之后，由当时还是广平王的唐代宗率领，一举光复两京的主力，也是郭子仪的朔方军。这便一举奠定了郭子仪在大唐的崇高地位，但也埋下了功高震主的隐患。

之后，肃、代、德三位帝王，一直想着削郭子仪的兵权，但始终没能如愿。

肃宗利用邺城兵败之机，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交给了李光弼。但两年半之后，河东大乱，肃宗不得不再次启用郭子仪为河东等四镇节度使，并进封汾阳郡王。

代宗上位后，为了稳定皇权，迫不及待地再次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但一年零两个月后，吐蕃逼近长安，手中无兵的代宗，只能又一次利用了郭子仪的威望，任命他为关内副元帅，与吐蕃作战。从此，郭子仪再也没有放手兵权，直到德宗即位后，已经八十三岁的郭子仪，再也无力威胁皇权时，才被解除了兵权。

实质上，在安史之乱后郭子仪手握大权的二十三年中，他不掌兵权的日子只有短短三年零八年个月。

因为，一方面郭子仪有被皇帝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在面子上郭子仪的所作所为也过得去，所以皇帝不会，也不敢过分用强，怕逼反了他。说白了，只有手里有兵，腰杆子才能硬，就算皇帝也得迁就。

其二，远见

作为手握重兵，德高望重的帝国股肱，在位极人臣后，难道郭子仪就没有点造反的想法吗?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骑着驴骡思骏马，居官宰相望王侯”，自古哪个深处朝堂之上的官员们不渴望更大的权势呢。就连郭子仪的部下仆固怀恩与李怀光，都造了反。

其实，这是郭子仪真正高明的地方。用当时流行的语言说，李唐依然“天命所归”;用现在的话说，当时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未被彻底激化，李唐皇室还未失民心。以往的安禄山、史思明，后来的仆固怀恩、周智光，都失败了，郭子仪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面对仍有些许号召力与控制力的皇家，郭子仪韬光养晦，强而示弱，选择了最为智慧的方式保全了自己，保全了家族。这种行为不但需要高超的智慧，清醒的头脑，更需要面对欲望强大的决断力。

比如，唐玄宗任内爆发了差点毁掉大唐的安史之乱，为什么后世还说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呢?很大程度上是晚年面对儿子肃宗在灵武私自登基时，能予以无条件的支持，虽然他的内心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一个年富力强皇帝，比他这个老头子更适合指挥平叛。

关键时刻，要能拿得起，还得能放得下，而且后者往往更为重要。这便是政治家与政客的根本区别。而郭子仪正是这样的优秀政治家。

完美人格固然能增加魅力，但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在纷繁复杂的战争环境中，郭子仪能够得以善终，靠的还是强大的实力与过人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