宵禁令古已有之，特别是在战乱、灾难横行的时代，或者是在具有特殊政治经济意义的区域内实施的。违反宵禁令的人轻则拘禁，重则就地正法。是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的重典治理措施。

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赏元宵楼上醉花灯”里，写西门庆和应伯爵等看烟火，叫两个妓女唱曲来助兴。两个妓女来了后，应伯爵要这两个先来见他，可是两个妓女都知道谁才是东家，不买他的账，一直往后去向西门庆请安。应伯爵下不来台，就说要告诉巡夜的，“拿你犯夜，教他拿了去，拶你一顿好拶子（用五根木棍夹压手指的刑罚）”。妓女却也不怕，说说笑笑，权当为西门庆寻开心。

传统京剧剧目《双铃记》（或称《海慧寺》、《马思远》），据说是根据清初真实故事改编的。说的是有个夜入人家准备偷盗的小偷，目击杀人案件，慌忙逃走，结果在路上因“犯夜”被抓，没有能够及时作证，差点害得无辜者被判死刑。

应伯爵以及《双铃记》所说的“犯夜”，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项罪名。原来古代所有驻有官府机构的城市在晚上都是要实行宵禁的。这是历代法律的严格规定。比如唐朝的法律就规定有“犯夜”的罪名。唐朝的《宫卫令》规定：每天晚上衙门的漏刻“昼刻”已尽，就擂响六百下“闭门鼓”；每天早上五更三点后，就擂响四百下“开门鼓”。凡是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在城里大街上无故行走的，就触犯“犯夜”罪名，要笞打二十下。如果是为官府送信之类的公事，或是为了婚丧吉凶以及疾病买药请医的私事，才可以得到街道巡逻者的同意后行走，但不得出城。

明清的法律把这一条改为“夜禁”。规定更加明确，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在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笞打四十下（京城五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的，笞打三十下（京城四十下）。疾病、生育、死丧可以通行。

为了实施宵禁，每个驻有官府的城市一到晚上，就要锁上城门，禁止出入城市。城门的钥匙也要交到地方官的内衙，到了清代就必须要交给地方驻军长官收执，即使是城里的最高级文官晚上有紧急公务要出城，也要向驻军长官申领钥匙。同时在大街交叉路口上也要拦起栅栏，栅栏开有门，门口有关卡，设有类似于现代岗亭的“卡房”，由官府的衙役看守，不准通行。

夜夜宵禁对于人民生活来说妨碍并不很大，可是对于有些专靠黑夜掩护才能进行的违法行业来说，就是个大问题。比如娼妓晚上出去唱堂会，回家时就要有麻烦（《金瓶梅》的故事里没这个问题，因为西门庆本人就是管理治安的官员）。另外赌博业也是历代法律严禁的，所以赌徒为避人耳目，大多是在晚上聚赌。常常在赌到夜深人静之时，输光了的赌徒只好回家。可是城里的道路都已被栅栏拦死，不准通行。赌徒们只好绕道，趟臭水塘子，或者越荒野地。即使这样还会被巡夜的更夫或者是带人巡逻的长官拦下盘问，难免会露馅。

清代小说《歧路灯》讲的是赌博害人子弟的故事。所以这本书里讲到了不少赌徒逃避宵禁的办法。比如有权有势的赌徒就利用权势。比如父亲为布政使的盛希侨，就大大咧咧地说：“夜深了，打上我这边灯笼（布政司），栅栏上也没人敢拦；锁了栅栏，他们也不敢不开。”

而无权无势的赌徒就依靠油滑。比如夏逢若带了主人公谭绍闻夜赌回家，正好碰到县官巡夜，“只见碗口大字一个灯笼，上面写着‘正堂’两个字，有四五个人跟着，一位老爷骑着马”。两人被拦下盘问，夏逢若不慌不忙说道：“是取药哩。”骑在马上的县官老爷立即接口道：“拿药来验！”夏逢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药，上面还牒着一个方子。从人拿起灯笼，那县官展方一看，问道：“是你什么人害病？是何病症？”夏逢若回答道：“是小人母亲害心口疼。”

那县官微笑了一下，说道：“这医生真是该死。”于是就将药递于从人转付夏逢若，又问：“那一个人呢？”夏逢若道：“是小人兄弟。”那县官就此放他们过了栅栏的关卡。谭绍闻吓了个半死，夏逢若笑着告诉他：“晚上街头走动，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这一包子金银花，我已使过三遭了。”他花了五分银子买的金银花，被当作了晚上走动的通行证，那个药方也是他在药铺里偷来的，所以被长官看出破绽，但不愿细究而已。

历代这样规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持治安，不过效果却大可怀疑。明末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是用来保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确实感到很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