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简介：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又是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影响？本文这就为你介绍：

海上丝绸之路简介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南海航线，又称南海丝绸之路，起点主要是广州和泉州。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

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了“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宋代，宁波成为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2017年4月20日，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牵头城市，联合南京、宁波、江门、阳江、北海、福州、漳州、莆田、丽水等城市进行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

一、先秦时期

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岭南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千米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

二、秦代时期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岭南地区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见证。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

1974年底，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在宫署遗址之下又发现了秦代造船遗址，从出土文物判断，这是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厂遗址。1975年秦代造船遗址开始发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长的船台，1997年发现3600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厂。

那时发现南越国宫署直接压在工场之上，因保护宫署不再往下发掘。经过多次的勘查研究，结论为工厂是由3个长度超过一百米、走向东西、平行排列的木质造船台以及南侧的木料加工厂组成，可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三、两汉时期

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商人还经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并开始发展。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这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

《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东汉时期还记载了与罗马帝国第一次的来往：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再把丝绸、瓷器经过红海运往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经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两大帝国的大小城邦。

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

四、三国时期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在三国后面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也促使了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据对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

五、魏晋时期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六、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即6—7世纪，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航路：由广州或泉州启航，经过海南岛、环王国（今越南境内）、门毒国、古笪国、龙牙门、罗越国、室利佛逝、诃陵国、固罗国、哥谷罗国、胜邓国、婆露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度河、提罗卢和国、乌拉国、大食国、末罗国、三兰国。同时，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

七、两宋时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

但是为防止钱币外流，南宋政府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宋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泉州的海外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唐宋之交，中国经济重心已开始转到南方，东南地区经济快速的发展。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

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对海外客商很重要，北边日本和朝鲜半岛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尽量靠北，而贸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诸国则希望港口尽量靠南，两股方向的合力点便平衡在当时地处在南北海岸中点的泉州，正是这一南北两面辐射的地理优势使得泉州在设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开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宁波），后追平广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为第一大港，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

宋元及明初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工商业发达，而这仰赖海上丝绸之路。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在宋元时期，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由原来的丝绸变为瓷器。宋代记述海上交通贸易等内容的《萍洲可谈》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也就是说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满船舱的所有空间，人晚上只能挤在货物上睡觉。

尽管宋瓷出口量大得惊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导致中国瓷器一运到国外，立即身价倍增，价比黄金，成为外国人珍藏和身份的象征。为此，世界各国一些有心的商人、传教士和制瓷工匠来到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学习中国的制瓷技艺。《欧洲陶瓷史》等有关史料也证明，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发达的制瓷业与中国存在密切的师承关系。

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从仿制到创新，均有了极大的进步，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不仅促进了国家财政增收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更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文化交流。而这一切，均要仰赖被宋元视为黄金生命线的海上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