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中曹操杀了袁绍多少人

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交战双方是曹操和袁绍，战争结果众所周知，曹操大获全胜，袁绍带着几百人溃散而去，之后不久郁郁而终。那官渡之战中曹操杀了袁绍多少人?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双方开站，战争起初对曹操极为不利，袁绍参加此场战役的兵力达10多万之众，其中光骑兵就有1万多，而曹操二万人左右，骑兵只有一千，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却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其中袁绍的谋士许攸有着巨大的功劳，他投降曹操，建议曹操奇袭乌巢粮草辎重。

当时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反而十分高兴，觉得曹操袭击乌巢，官渡兵力肯定不足，倒是只要拿下官渡，曹操必败，所以只派一部分兵力救援乌巢，用主力猛攻官渡曹军，哪知曹营攻打不下。曹操却烧毁了袁绍的全部粮草，乌巢粮草被烧传到袁军前线，袁军军心动摇，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袁绍降军达七万之众。

这些人之后被曹操命令坑杀，所以官渡之战曹操杀了袁绍7万多人，有人不解了，为什么曹操要杀了这些人，不扩编成自己的人马呢?其中粮草是关键，曹军本已缺粮，现在又有7万降军，哪有这么多粮食，如果不让这些人吃饱，必然叛乱，更不可能放回去养成后患。另外如果不坑杀了这些将士，如若那七万将士心中不服，倒戈一击，曹操可就危险了，因此不能怪曹操心狠手辣，作为一个统治者，军事家这是必然要做的，不但是曹操，历史上很多战将，在俘虏了降军后，都是将其坑杀，以绝后患。官渡之战是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官渡之战后曹操基本上统一并巩固了北方，之后曹操便率军南下，意欲一统天下。

“官渡之战”袁绍输在哪儿?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

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

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