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君主孙权为何逼死陆逊

孙权和陆逊： 陆逊(183—245)，是三国时期的重要的人物，对三国的局势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陆逊的研究并不充分，多是从陆逊为将、为相的角度出发，分析陆逊的军事、政治、法律才能，少数的几篇文章研究了陆逊与江东政局的关系，其中田余庆先生的两篇文章《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对陆逊与孙权的关系有简单但非常重要的论述，王永平先生的《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证》对陆逊与孙权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朱子彦先生的《论陆逊》比较详细的论述了陆逊的功绩。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从陆逊与孙权的关系入手，揭示陆逊在陆氏宗族内部地位的变化，陆逊与孙权关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思考孙权在稳定政局上所做的努力，陆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孙权政局的理解与认识，同时丰富陆逊的形象。

江东陆氏，“世江东大族”在江东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东汉末期，处于家族族长地位的应该是陆逊的从祖陆康。陆康时任庐江太守，很有政绩，陆逊因为少孤，得到了陆康的照顾，所以陆逊“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这时的陆氏仍然是强盛的。不过，在东汉末期的军事斗争中，陆康与袁术结怨，袁术派遣孙坚的长子孙策攻打陆康，城破，陆康不久也病逝了。陆氏“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本来兴旺的陆氏，因此战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此时的陆逊，在战前已被陆康派潜回了家乡吴郡，“康遣逊及亲戚还吴”，并且，“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为之纲纪门户”。庐江之战发生于公元194年，陆逊此时也不过十余岁，而能够得以为陆康纲纪门户，可见陆逊的才能是很出众的，亦可以说明回到吴郡的陆康这一支的成员中人才不多。

陆康这一支受庐江之难，损失惨重，但陆氏宗族本是吴郡吴人，根基部分并未被摧毁，是陆氏整个宗族势力仍然强大的原因。不过，在封建的家族制下，虽然陆康这一支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但无疑仍然是陆氏的领袖。回到吴郡的陆氏成员中，陆绩与陆逊是同样主要的人物。陆绩是陆康的少子，在封建家族长下，有着陆氏嫡宗的身份，所以虽然陆绩年幼，却当之无愧地是陆氏宗族的代表者。而陆逊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并没有大的家庭背景，在家族地位上，是不能和陆绩相提并论的。在辈分上，陆绩是陆逊的叔父，这两层的关系，导致在陆氏宗族内部，陆绩的地位要远高于陆逊，陆逊只能居于陆绩之下，而这一状况也是被江东人士所认可的。《三国志》记载：“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末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可见，陆绩虽然年纪小，但是能够参与到孙策的会议中，说明了陆氏在江东的地位高，亦可说明，陆绩是陆氏的代表人物，且被孙策所承认。从陆绩的言语又可知，陆绩是不亲和孙氏的。由于孙策对庐江的攻打，导致了陆康的死亡，作为陆康少子的陆绩仇恨孙氏是很正常的。不过，陆氏和孙氏的关系很微妙，“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如前所述，无嫌隙亦少瓜葛”。二者的结怨只是因为孙策对庐江的攻打，但当时的孙策也是听命于袁术，所以在道理上，二者的仇恨有缓和的空间，刚刚占有江东的孙氏迫切的需要大族的支持，而陆氏宗族谋求发展自然也需要与孙氏联合，孙陆之间有着互相合作的需要，这是孙策请陆绩参加会议的原因。但是，陆绩对孙氏的仇恨，导致孙陆的联合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不可能十分融洽，这对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陆绩由于出身的原因，即不是嫡宗，父亲又早逝，几乎没有背景可言，而陆逊的优势在于，自己已经长大，能够谋求自身发展，父亲死后，长于陆康府，与陆康的关系非常亲近，甚至曾纲纪陆康之门户，在陆氏宗族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在陆绩与孙权冷淡的情况下，此时的陆逊积极地参与到孙权的政权建设中，“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是《三国志》中所记载的陆逊前期的从政情况，虽然陆逊的官职并不高，但可见其态度至少是温和的。陆逊此时最主要的突破是借着镇压会稽山贼潘临的机会，得到了招兵的权利，“部曲已有二千余人”，有了军事上的地位。

陆逊的积极态度，无疑会令孙权重视，也会令陆氏宗族重视。曾经为陆康纲纪门户的陆逊，很容易被陆氏宗族所认可。在陆绩不能带领宗族走向繁荣的情况下，陆逊则是很好的宗族领袖继承者。

孙权经过对东吴地区初步稳定后，更进一步的深化发展是其目标，在江东大族政治的影响下，若想加大发展，加强与大族的合作是孙权的必然选择，陆氏作为世代大族，在江东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与陆氏的进一步联合是孙权迫切需要的。“孙权出于使其政权逐步江东化的需要，非借重吴会大族特别是吴郡顾、陆不可。就陆氏而言，在陆绩身上，转圜的余地是不存在的。所以只有在陆绩之外，另找他人。而陆逊终于被孙权认识到是合适人选”。但是，孙权要想联合陆逊，表现的不能太过分。孙权看重陆逊，一是陆逊的才华，二则是陆逊背后的陆氏宗族，其中，宗族的原因会更大一些。孙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得到陆氏宗族承认的，得到江东大族认可的陆逊，孙权必须小心谨慎地拉近与陆逊的关系，不破坏陆逊在江东士族中的形象，不给他人以道德指责的借口。同理，陆逊亦知陆氏宗族才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只有得到陆氏宗族的支持，他才能展现自己，所以此时的陆逊也不能和孙权联系得太过密切。

阻碍在两人间的道德因素，正是时任陆氏宗族领袖的陆绩，陆氏世为大族，家风严谨，少孤的陆逊又曾得到陆康的庇护，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陆逊若与孙权交往过密，在陆氏宗族内部则会受到指责，从而得不到陆氏宗族的支持，得不到宗族支持的陆逊对于孙权来讲显然用处不大，因此陆逊不能跨越陆绩，向孙权过分的示好。陆绩本身对孙氏不满，孙权出于政局稳定的需要，并未对陆绩采取行动，但是出于政权深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联合陆氏是孙权必须的选择，而为了联合陆氏，排挤陆绩，令陆逊成为陆氏的代表，是孙权必须要做的。

陆绩是族长，是陆逊的叔父。陆绩成年以后，成为了经学家。“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绩既有躄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着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顾邵传》中说，“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说明陆绩不仅在地位上高过陆逊，在名誉上也要高于陆逊。在东汉时期，时人对名誉非常重视。既是陆氏的族长，又是经学的大家，使孙权也不得不忍让陆绩的态度。但是为了联合陆氏，扫平陆逊发展的道路，排挤陆绩，已经是孙权必须的策略。最后，陆绩被孙权以“直道”的借口，“出为郁林太守”。这样，陆逊则成为陆氏在都内的领袖。不过即使陆逊成为陆氏的领袖，亦不能立即与孙权展开积极的合作，因为没有合适的与孙权积极合作的名分，陆逊不能违背了陆绩的政策。

为此，孙权为了令陆逊能够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想到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联姻。孙策死后，史料中可见留下三女一男，一女嫁给了顾氏，一女嫁给了朱氏，还有一女嫁的就是陆逊。江东顾陆朱张四大族，占了三个，很明显，这是孙权加强与大族关系的政治手段。体现在陆逊身上尤其突出。孙策死时为二十六岁，儿女肯定不大，陆逊只与孙策相差八岁，是与孙策同辈的人物，而陆逊却娶了孙策的女儿，年龄上的差距十分明显，所以，其中的联姻政治的意味非常强烈。

笔者认为这一婚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自然是孙策的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其次，陆逊以前的妻子或者去世，或者无子。《三国志》记载，陆逊“长子延早夭，次子抗袭爵”。陆抗是孙策的外孙，陆延则无记载，可能是也是孙策的外孙，即使不是，由于“早夭”，亦可算是陆逊无子的。只有当陆逊的妻子去世或者无子的条件成立时，陆逊与孙策女的婚事才能是名正言顺，不被诟病。而从孙权与陆逊行事谨慎上看，当时情形大概是这样的。

孙策女婿的身份，使陆逊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到孙氏政权的建设中，至此，无论陆逊怎样的积极，都不过分。这是孙权想要看到的，也是陆逊想要看到的。

孙权把陆绩出为郁林太守，其实并不像出虞翻那样狠，并且，孙权给予了陆绩一定的补偿，“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这自然是孙权安抚陆氏宗族的需要，可知陆氏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陆绩既然被贬在外，陆逊则正当地成为陆氏宗族的领袖，孙权的目的达成了。陆绩出郁林的日期不得而知，但是郁林所在的交州，至建安十五年(210年)才归于孙权统治，“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所以孙权出陆绩当在建安十五年之后。陆逊娶孙策女的具体时间亦不可得知，但在《三国志》的史料安排上，把这件事排在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陆逊讨伐费栈之前，可推测陆逊娶孙策女在建安二十一年前，这与陆绩出为郁林太守的时间有着先后性，二者必然有相互的联系。笔者推测，很可能是孙权此时有意加强与江东大族的合作，又看好了陆逊这一人才，为了抬高陆逊在宗族中的地位，孙权将陆绩出为外郡，陆逊成为都内陆氏宗族的领袖。不过这时陆逊要想积极参与孙氏政权建设，依然缺乏道德上的支持。于是孙权采取了联姻政策，以孙策女许配陆逊，让陆逊以孙氏女婿的身份，参与到孙权的政权建设中，这样孙权与陆逊的联合就顺理成章了。

由此推论，孙权将陆绩贬出外郡，其实是场阴谋，否则孙权不会将直道了十余年的陆氏宗族领袖陆绩轻易地贬出去，这是为陆逊的发展扫平道路，陆逊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在都内的陆氏宗族的代表。而孙氏与陆逊的联姻，更是能够加深孙陆两方面的联合的程度，这对孙陆两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由此亦可知，孙权也是非常想加深与陆氏的合作的。从中可见，虽然此时的江东大族并未得到孙权的重用，但是孙权已经很重视与江东大族的联合了。

陆逊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陆氏宗族的发展，为了孙氏江东政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和孙权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君臣相和的局面，为江东稳定的政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陆逊与孙权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引发了孙权的猜忌，导致了君臣关系最后的不谐，最后自己忧愤而死，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