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萧让号称地文星圣手书生，这头衔听上去就知道不简单。当时吴用评价萧让，称他会天下盛行的四家字体，其书法造诣相当的高。那在宋江眼里，萧让又是个怎样的文人呢?其实《水浒传》里的文人也都不尽相同，萧让算是比较理想化的那一类，所以宋江觉得他太天真。但萧让有着自知之明，让他最后还能在蔡太师府中找到一份差事，得以善终，已经算非常不易了。

萧让的故事，一言以蔽之曰：假。

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引用一种言论说：“《水浒传》中对萧让的两次特写，都不免于假，救宋江是伪造假书信，赚李应是冒充假知府，都是打出读书人的假幌子的。”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对的。

萧让这个人是吴用的旧相识，但他并非是江湖上的人物，只是吴用要仿制蔡京的书信所以才骗取萧让和金大坚上山。以当时的势头，伪造书信的事情是一定会事发的，萧让和金大坚会受到连累，如果去救他们，成本未免太高，如果不救他们显得梁山没有情义可言。

更何况，一旦事发，萧让、金大坚和戴宗很有可能并案处理，那时候作为受难者的萧让、金大坚和戴宗走到一气，这就会让吴用借用此案加深宋江和戴宗关系的目的落空——横生枝节，反而不美。

萧让在梁山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两件，平时的工作是用不到他的。宋江为他安排的工作是“行文走檄，调兵遣将”，“行文走檄”固然是他的权力，“调兵遣将”不过是上传下达而已，当是梁山的笔杆子。但梁山攻打周边所写的那些公文，实际上也未必会借重萧让的文笔。

而在后来的衍生文学里，萧让的作为也多围绕着一个“假”或者“骗”字，例如在一百二十回本中征讨王庆的部分，写萧让有一出“空城计”：

当时，王庆兵围宛州。林冲、花荣已率两万兵马出城迎敌，吕方、郭盛又拨出两万出北门迎敌，只有宣赞、郝思文二将留守，军力只有一万，有一半还是老弱病残。王庆三万大军兵临城下，宛州孤城危在旦夕。

萧让当即决定摆空城计，和三个官员正在城上吃酒为乐。王庆军队犹疑之际，突听得一阵炮响，宛州城楼上旌旗摇曳，敌军大骇，宣赞、郝思文从斜策杀出来，“斩首万余”。陈瓘、侯蒙、罗戬三人“诸各大喜，称赞萧让之妙策，众将之英雄。”

没想到宋江回师后，听河北降将马灵说及此事，宋江惊道：“倘被贼人识破奈何?终是秀才见识。”

所谓“秀才见识”，说到底是文人的见识。按一般粗暴的见解，古代划分成文官和武将，现代的学科划分成文科和理科。古代凡是动笔的都是“文人”，今天只要不做自然实验的都是“文科”。

但这显然是将文人和人文都简化了，实际上，古代所说的“文人”至少包括三种人：书生、学者和政治家。学者一般有底线，讲赤诚，至少在学术上是这样的;书生大概有些气节和风度，假如这也养不成，那就只有“骗”。

至于在做人、做事的方式上，只有文人的性情和灵活却缺乏政治家的才干、果决和魄力，由着自己的性情乃至情绪行事;政治家的初出，则纯以欺诈为主，当然不只是弄权术，而且需要翻云覆雨的本事，也懂得潜龙勿用，是真正能做大事的。

宋江批评萧让“终是秀才见识”，正是说他理想化、性情化，将胜利寄托在侥幸上，全然没有防范的后果，这种见识当然为政治家所不取。

事实上，正因如此，政治家一向是看不起文人的。北宋固然重文轻武，但重的一向是政治家，而不是书生和诗人。

所以柳永在《鹤冲天》里写道：“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满，见到柳永参加科考，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只能去“奉旨填词”。

司马光也是看不起文人的，一部《资治通鉴》没有李白，顾炎武评论说：“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至于有宋一朝的学者，像张栻一样得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较少，那些享有大名的如二程、王安石和朱熹在当时都是被人丑化的。

当时的政治家虽然也重文，但重的是文人的书卷气，既不是书生气也不是学者的书呆气。到了《水浒传》作者的年代，文人在尚武的元朝并不得到重视，以至于当时出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激愤之言。明代则有了“文人无行”的说法，文人无用似乎成了定论。

但每一个完善的政权之中，文人的角色都不可或缺。汉武帝豢养东方朔，唐玄宗优养李白，乾隆帝对纪晓岚也是“倡优蓄之”。

唯独宋朝的政治家中精于文学的太多，当时被称作“宰相之才”的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位列后来的“唐宋八大家”，身居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级别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都是文章高手，所以宋仁宗完全不需要优礼柳永等人。

自然的，古代帝王优礼文人不只是粉饰太平的需要，文人的功用至少有以下三个：

第一，文人具有宣传意义。袁绍与曹操相争，将主簿陈琳带在军中，让他写反对曹操的檄文。武则天看见骆宾王所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感叹道：“此人没有得到任用，是宰相的失职。”都是看重文人的宣传功能。

因为政治从来不只是打天下，还有坐江山，也就是争民意、夺民心。在民心之中，知识分子之心尤为重要，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中可能会藏有未来治理天下的人才，必要的宣传是获取这些人加入新政权的关键。另一方面，士为四民之首。自古皇权不下县，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就是传统所谓的乡绅，在基层具有领导作用，吸引了这些人的支持就等于吸引了细民。

第二，文人可以神化统治者。李卓吾认为梁山泊的石碣是吴用授意萧让和金大坚刻出的，而俞万春的《荡寇志》则几乎将这件事坐实了。

在《荡寇志》里，萧让和金大坚被捉后供称：“此碣自卢俊义一到山泊之后，就已镌定。彼时张清、董平等尚还未到，原想就部下头目中选出几个，以满一百八人之数。后同张清等到来，却好天罡数内余第十五、十六两行未镌，因将张清、董平镌入。

所以董平在五虎将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顿与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离开，实为镌刻已定，难以改易故也。”

这其实也是衍生文学强加给萧让的一“骗”，只不过《水浒传》百回本里的萧让只希望骗一两个人，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里萧让只希望骗一个军队，而《荡寇志》里的萧让希望骗到的是梁山泊全伙。如果得了江山，那就要骗天下。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写本朝史书时都要写自己出生时有“神龙入怀”、附近有“火光冲天”之类，一般愚民有信他的，那就加重了他的天命和权威。那些明知是假的人也绝不敢反驳，并非他们笃信这一种鬼话，而是笃信说鬼话的人手中的权力。

所以愚民的迷信和清醒人的奴化其实是一件事，只是一个崇拜于神，一个崇拜于人;崇拜于神的觉得一切都不可解释，崇拜于人的对一切都不敢解释。

所以统治者之爱文人是爱顺从自己的一张嘴。有了这张嘴，社会的问题就可以被随意曲解。如果曲解不成，就可以利用文人转移视线。视线转移不成，那就出现暴力，那就出现对立，要么政权被推翻，要么反抗者去死。因此看出之前文人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这个缓冲的方式就是制造舆论。

文人的伎俩大约便是如此了，虽然于政权统治有大益，但在暴力面前便不值一文。萧让之于梁山，正是文人之于暴力，自然格格不入;萧让之于宋江、吴用，正是文人之于权力，当然只是“秀才见识”。

所以真正有识力的秀才要会估量自己的能力，适当参与到政治中，否则自以为高明，敢与最高统治者叫板，至少在政治生命上，一定是死路一条。

萧让离开梁山，来到蔡京门下只当了一个门馆先生，因为大宋王朝已经迷信权力特甚，且舆论的掌控都在当朝宰相、太师们的手里，萧让的才华当然“无所用文”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