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名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郁达夫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胡文虎的聘书，携夫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乘船前往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华文副刊。三年内，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在东南亚读者中形成了密集的影响。1940年3月，由于自曝家丑，《毁家诗纪》捅出大娄子，郁达夫与王映霞协议离婚。嗣后，他的感情空白在星岛得到填补，才貌双全的记者和播音员李筱瑛进入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毕业于暨南大学，中英文俱佳。她年轻浪漫，崇拜郁达夫的文学天才，乐意以身相许。两人热恋一段时间后，李筱瑛即以“契女”的身份搬至郁家居住。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一文中写到郁达夫与李筱瑛的恋情：“达夫对于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关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烦躁，忠顺与卑屈，已到奴隶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国贵妇人气质，自恃青春，傲慢而骄横，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包着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尽可把一个男子作为工具而使用，但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既须有名士的才气，又须有达官的权势与巨贾的富有。”不知为何，王任叔的坏印象与刘海粟等人的好印象并不吻合。郁达夫有了女朋友，这件事情不可能瞒得住十三岁的儿子郁飞。尽管李筱瑛对郁飞关心备至，带他看电影，买礼物，多方争取，郁飞还是坚决反对父亲跟李筱瑛同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后不久，李筱瑛随同英国军队撤退到印尼的爪哇岛，郁达夫则逃亡到苏门答腊，彼此消息隔绝，这段恋情就无疾而终了。

当时，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一批流亡南洋的中国文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掩藏真实身份，他化名为赵廉，出面做酒厂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当会计。郁达夫让人用汽油桶装酒，卖给日本兵，他开玩笑说：“我虽无力杀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于他暴露出日语专长，被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半年多，他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保护了陈嘉庚等进步侨领和一些地下党员。在此期间，郁达夫娶原籍广东、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她只有中人之姿，文化水平不高，连汉语也似懂非懂，郁达夫用马来话戏称她为“婆陀”（傻瓜）。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如梦方醒，丈夫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文学家郁达夫，如同潘兰珍认不出枕边的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一样，也不知何丽有心里是悲是幸。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几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谈如何结束酒厂和农场的事情。这时候，一位二三十岁的白衣青年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然后，郁达夫返回客厅，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就身穿睡袍，脚趿木屐，离开家人和朋友，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出门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在胡愈之的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有一个得自英美盟军报告的可靠说法：郁达夫被骗离家不久，日军宪兵就绑架了他，于9月17日将他和几名欧洲人士枪杀在丹戎革岱的荒野中，然后就地掩埋。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早已侦悉其真实身份的日本宪兵既害怕他出庭作证，又害怕他回国撰文，因此非将他除掉不可。四十年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彻底坐实了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的罪行。值得一提的是，在郁达夫失踪后大约十二个小时，何丽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美兰，又名梅兰，可悲可怜的是，她与亲生父亲郁达夫缘悭一面。

郁达夫万里投荒，横死绝域。关于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赞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益友和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损他的人则骂他为花痴、汉奸、变态狂和堕落文人。即使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种争议也没有停息过。香港学者梁锡华曾以严苛的态度批评郁达夫“忠奸飘忽”，因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遇，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梁锡华就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

古语云，“知子莫若父”，实则知父也莫若子。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