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曲不能求全，忍耐现在已经被当做软弱可欺的象征，劝告和警告也一概听成了耳旁风。”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文中先对越南欺压打伤我国边境军民的行为表示了强烈斥责。

而后在文章结尾明确提出：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让越南受到应得的惩罚。

邓小平同志

以这篇文章为起点，从1979年2月17日到3月16日，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越军在我军的英勇奋斗下节节败退，甚至一度撤到了首都河内，我国又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实力。

但是这场战争在未打响的时候，就受到了中共中央不少将领的反对，包括时任国防部长叶剑英和开国将军粟裕。

那么越南究竟为什么要“恩将仇报”，三番五次挑衅我国？两位封帅授将的开国功臣又为什么要持反对意见？

粟裕将军

“越南一直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盟的美梦。”

1976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到北京访问时，对邓小平同志的印象很深。

当时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全面分析了苏联在全世界的行动策略，而后花了整整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言明苏联发动的战争对全世界的威胁。

他表示，越南对中国的挑衅与苏联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并且邓小平同志还点名扼要地指出：如今越南之所以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利益，悍然组织对中国边境的武装冲突，不断激化与我国的矛盾。

是因为越南政策上明显倾向于苏联，越南认为苏联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成立“中南半岛联盟”的美梦。

甚至包括越南前主席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越南一直将中国当作实现中南半岛联盟的最大障碍。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中国真的是越南成立中南半岛联盟的“最大障碍”吗？

一切以事实说话。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对越南无偿提供大量物资武器的国家。

仅1950到1954四年间就向越南援助了火4630门、枪支更是达到了116000支，为越法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并且在1954年时，中国还积极帮助越南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促使其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了长达八年的抗法战争。

中国帮助力量弱小的越南军队组建了六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师，而这对曾经于经济、军事发展严重落后的越南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就连越南前领导人黎笋也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越南根本不可能战胜法国。”

黎笋

无独有偶，1961年发动的越南抗美战争，中国更是为越南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无偿援助，仅枪支就有177万挺，更别说其他的火炮、飞机、炸药了。

1965年，越南战争加压到白热化阶段，中国更是直接派出了32万兵力去援助越南，这些部队负责防空袭作战、修建国防工程、扫雷等等任务，为越南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并且在此后的十年间，我国又陆陆续续给越南提供了总价值200达亿元的物资援助，可以这么说，中国对越南的帮助是国际各国有目共睹的。

越南前主席胡志明，还特意将中越关系比作“同志加兄弟”，然而我国无私的援助却换来了越南的忘恩负义。

胡志明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大规模援助越南之际，越南媒体却大肆宣扬我国古代对越南的侵略，煽动越南国民抵制中国。

并且越南还把对中国的仇视迁移到了在越华人身上，他们处处针对这些华裔，他们给经商的华裔专门设立政策，限制他们在越的发展。

而后这种大规模的排华行动更是愈演愈烈，越南逼迫在越华人离境，并从中谋取了数量巨大的“离境费用”，大约高达3千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亿多。

这之后，而这仅仅是越南反华策略的一小部分，到后来越南军队甚至还拿起武器频繁挑衅、入侵我国边境，给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我国200亿的援助却让越南调转枪头，直指我国！仅1975年至1979年上2月16日，越南在我国边境制造的冲突就已达3414次，这些冲突让边境的居民苦不堪言。

其实对于越南成立“中南半岛联盟”的美梦，我国向来都不苟同，

因为越南如果奉行苏联的策略，推行苏联所谓的“亚洲安全体系”，成立“中南半岛联盟”，那无异于成为了苏联亚洲战略计划的一颗棋子，最大作用就是用来遏制我国。

邓小平同志前瞻远虑，很早就分析清楚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展开对我国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在“打不打”的问题上起了分歧

邓小平同志

1979年，邓小平收到了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的请求，柬埔寨希望中国能够出，帮助他们应对越南的侵略。

收到求助后，邓小平仔细分析了国际形势，特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军委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没想到一向强硬的粟裕将军和叶剑英元帅却在此时犹豫了起来。

他们对中国出兵反击越南的行动抱有不同意见，原因有以下几点：

叶剑英元帅

一、从军事上来说，我军士兵战争经验少，已有十余年的时间都没有参与大规模战争了，期间有些老兵退役了，而新服役的大批新兵又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越南在期间经历了越法战争、越美战争、统一战争，战争经验比我军要多得多，因此我军在经验上并不占上风。

二、对越战争要综合考虑国际因素，其一就是苏联的态度，其二是美国。

二战后国际关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不断摩擦下变得异常脆弱，尤其是我国与苏联的关系，贸然出兵可能会引起苏联的反对。

并且此时苏联已经与越南签署了“苏越友好互助条约”，这是具有军事性质的互助条约。

也就是说，如果我军与越南开战，那么苏联有很大可能会出兵阻碍，这对我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1978年我国正处在与美国深入建交关系的关键时期。出兵还要考虑到美国的态度，虽然美国与苏联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但是如果我国贸然出兵，美国可能会极力阻止。

三、当时我国正处在经济复苏时期，特别是有数十年的时间，我国经济建设都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需恢复，且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重点的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贸然开战，况且一旦开战对人力物力都是个不小的损耗，必须综合考虑后才能下决定。

其实以上几点原因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与苏联的关系。

开国元勋们的话让邓小平连连点头，也不得不犹豫起来，但是陈云的发言却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

陈云同志重点就苏联问题展开了回答，他认为苏联不可能有时间作出快速的、大规模的反应，因为此时苏联的军队大部分都驻扎在欧洲。

况且现在是冬天，苏联北部恶劣的气候环境让苏军的行动变得十分困难，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到达战场，支援越南。

如果中国行动迅速，用最快速度结束战斗的话，就可以速战速决，苏联军队还没有抵达，战斗就结束了。

见陈云同志的回答解决了将领们心中最大的疑惑，邓小平同志又补充了一个观点。

他表示：其实越南因为狭长的国土面积，所以南北部一直存在着争端，军队士气并不强。

如果速战速决，对越南实施反击，那么就会激化这个争端，或许会给越南带来一些变化，这对于改善我国与越南的关系来说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邓小平同志、陈云的分析下，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出兵反击越南，但邓小平同志看得更远，他已经分析到了越南出兵的真正推手，苏联。

邓小平同志

早在1976年时，邓小平同志就察觉到了苏联对我国态度的转变。

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多次表示，在苏联的施压上，越南非但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立场，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华策略。

因此中国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积极采取行动，一刀切断对越南的援助。

而中国撤回对越援助的行为，势必会对苏联造成不小的影响，因为此时经济发展滞后的苏联一定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满足越南这个无底洞。

邓小平同志接着表示，自顾不暇的苏联一定会抛弃越南这个烂摊子，到那时再改善中越关系也不迟。

但相比于中越关系的改善，邓小平同志更关注越南的下一步策略，因为当时真正紧迫的是“越南会不会进攻柬埔寨”这个问题。

因为越南一旦攻下柬埔寨，成功控制住整个中南半岛，那么此时许多亚洲国家就相当于失去了南部盟友，彻底失去掩蔽，而后中南半岛联盟将会成为苏联进军印度洋的一个战略基点。

到那时，莫说是中国，整个亚洲国家都会处在苏联的威胁下。

因此邓小平同志表示：“中国接下来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

对中越冲突，中国刚开始一直采取缓和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中越冲突的扩大，但越南似乎对我国的警告视若无睹。

1978年11月3日，越南还公然和苏联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条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我国对越出兵。

而对于两国的结盟，邓小平同志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中国决定出兵反击越南之时，正是中美关系逐渐深入的关键性时期，而邓小平同志认为既然决定出兵，那么美国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与美国关系恶化，那么我国出兵越南之时就会受到美国的阻拦，因此邓小平同志，必须尽可能地争取美国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支持。

邓小平同志访美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希望美国能和中国站在同一个立场，默许中国出兵对越南进行惩戒。

其实早在邓小平同志访美之前，卡特政府就已经预料到了他的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还在给时任总统卡特的备忘录上强调了邓小平同志此行的目的。

布热津斯基明确反对中国惩戒越南的行动，他多次向美国前总统卡特提议：阻止我国出兵，尽最大可能地制约我国的行动。

布热津斯基

为此，美国还专门展开了“印度支那形势讨论会”，会议多次强调应制止中国对越南的合理反击，改用“斥责和孤立越南”的方式让其退出柬埔寨。

邓小平同志还未抵达美国地，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可见邓小平同志此行任务异常艰巨，困困重重。

也就是说，中方和美方的分歧所在，就是要不要采取武力制止越南的侵略行为。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同志抵达美国，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邓小平同志更是把握机会，针砭时弊地和卡特政府充分探讨了中越冲突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美应当在这个时候建立统一战线，因为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了。苏联此时正在致力于获得阿富汗、伊朗、越南的一部分土地，用于建设军事基地。

而越南此时也沉浸在“中南半岛联盟”的美梦中无法自拔，一旦苏越推进了“亚洲安全体系”的建设，那么对于世界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但即便如此，美国还是坚持认为我国的反击行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还列举了数十条美国政府的观点。

邓小平同志听完后，表现得很平静，再次简明扼要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邓小平同志认为，如果不予以反击，那么古巴、阿富汗迟早步越南的后尘，成为苏联的“代理人”。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观点一直很明确，认为我国必须出兵“反击”越南，但是对于美国的顾虑，邓小平同志以“行动将是很有限”一句话的来回答。

听闻邓小平同志的话后，时任总统的卡特也用缓和的语句答道：“美国采取‘孤立’的立场并不是害怕苏联或者越南，只是认为孤立比武力惩罚要好。”

综上所述，虽然卡特政府对于邓小平同志“反击”越南的想法，没有表示明确地支持，还是主张以“孤立”的方式来实行反击。

但是相对于最初的卡特政府，强烈要求中方放弃武力反击越南、称其是“严重错误”的观点到现在的“希望、不赞成”的缓和口吻。

包括从后来反击战中美国的反应，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此举对后来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我们不得不为邓小平同志的又一次远见卓识所赞叹。